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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
发布时间:2018-05-27 09:13

  最早开始去工业化的是美国和英国,分别在1953年和1955年,当时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.4%和35.9%。日本、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1973年、1987年和1989年开始去工业化,制造业占就业份额的峰值分别达到26.2%、35.2%和28.7%。
 
  制造业就业份额占比达到峰值并不意味着制造业停止发展,正相反,达到峰值往往意味着本国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高度,对劳动力需求开始减少。对后发国家而言,这个峰值的出现意味着制造业追赶阶段的结束,要么选择走向自我创新,迈向全球行业引领的高附加值区域(也就是任正非所讲的“无人区”);要么选择继续跟随,最终难以摆脱被他人主导的命运。
 
  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,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,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。这种垄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利润吗?很难讲。所有发达国家,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,金融、法律、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,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累。
 
  在高收入国家,消费类服务业的快速扩张一般是出现在“去工业化”之后,也就是制造业占就业份额出现峰值过后,随着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,出现产业链中劳动力密集部分的跨境外包和自动化替代,本国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才会过渡到零售、餐饮等低附加值的消费类行业中,从而解决科技创新所导致的冗余劳动力问题。
 
  对于中国而言,制造业顶峰是否已经达到?
 
  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不同,中国是在经济结构未能及时调整、长期失衡,遭遇国际金融冲击、外需放缓,同时又经历了内部地产经济高度负债,以及在制造业,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普遍尚未实现全球创新引领的前提下,经由资本大规模补贴的互联网平台驱动,实现了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。
 
  这种转移,直接来讲是应对08年危机的产物,而不是制造业发展到顶峰的结果。它为解决危机中棘手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帮助,如果没有这部分规模化服务业的承接,那么在全球外需放缓的情况下,这部分冗余劳动力的就业会出现问题。但另一方面,这种互联网平台的承接,解决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了吗?这样的互联网经济能够称为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吗?
 
  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未解决,无论是农业、工业还是新兴科技如ICT领域,站在全球的视角看,中国大多行业没有进入高附加值阶段,在全球产业链长期处于中低端。而在阶段性信贷宽松的背景下,资金不断空转套利,低端产能却在不断堆积,债务不断扩大,延续至今。
 
  中国大陆的发展路径与日韩新类似,都是政策主导下的产业追赶,也就是所谓“东亚模式”。
 
  但日韩新的成功在于,受制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,在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,追赶到一定阶段后,为了维持外向型经济和应对全球竞争,或主动、或不得以的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,这种创新大到汽车、船舶,小到铆钉、芯片。
 
  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,正是在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的坚持,才在制造业峰值期实现了汽车、船舶、半导体、医药等高附加值行业的全球领先。在制造业创新引领的过程中,冗余劳动力转向低附加值行业不可避免,这是导致高收入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。
 
  进入这个阶段后,如何提升制造业中高科技产业(也就是高附加值产业)和整个服务业的生产效率,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。
 
  当最终突破了创新领域的高附加值部分,才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,进入到高收入行列。中国大陆所欠缺的,或者说近十年来都在经历的,正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。因此,当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大量的赞誉声中“弯道超车”时,在中国制造业尚未达到顶峰就开启服务业转向的大门时,那些曾经的局限性,曾经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因素,一个也没有减少。很显然,互联网经济很难解决这些问题。
 
 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典型的平台模式。互联网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,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非只能通过这种模式。信息革命对整个经济形态的重塑,对农业、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影响,显然不可能只局限于平台模式。
 
  平台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典型甚至几乎唯一的模式,正是由于它在承接制造业劳动力转移的基础上,契合了低附加值行业的规模化需求,具体而言,就是扩大了低附加值工业制品的消费规模(也就是将廉价产品通过网络卖给更多的人),以及实现了低附加值服务业的规模化效应(家政、餐饮、外卖和出行等),而这些工业制品和服务行业的利润率其实是非常低的,规模化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利润率。
 
  尤其是当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量获客成本越来越高,互联网平台逐渐成为选择产品的最主要渠道时,这些低附加值行业的利润会进一步降低。
 
  在其他很多领域,受限于制造业基础的薄弱,信息技术对生产率和利润率提升的贡献甚微,在高附加值产业类型本身就十分有限的前提下,信息技术连与高附加值产业结合的前提都不存在,谈何以信息化促进创新?
 
  如果能够充分理解,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,其实只是在基础网络、公共交通这些大投入的基础上,通过网络平台实现了本国低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业的规模化,那么我们会非常清醒的认识到,互联网平台模式本身不会带来真正的高附加值创新。
 
  最终,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本国低附加值产业规模化所产生的大部分收益,是由平台去获取的,也就是说,在历次资本补贴大战后形成的各大平台,对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正向影响,也即对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作用,是极其有限的。
 
 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,由于金融资本的广泛介入,将规模化低附加值行业的平台模式包装成各种“革命性创新”,通过各种政策加持甚至财政补贴,最终在资本市场套现获利,这种经济形态让整个社会的资金分配不均衡。
 
  本该投入到高附加值创新领域的资金,本该持续投入的产业创新资本,却在互联网平台模式的上市套现预期中跑偏。
 
  长远看,这与继续投入地产领域能有多大本质区别呢?而低附加值工业品的恶性竞争,继续造成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,从而使这个关键阶段所需的资本,不能进入它应该进入的创新需求领域,劣币继续驱逐良币。
 
  中国电商与美国电商生态最大的区别,不在于GMV的数额,也不在于利润的差异,更不在于能否用无人机或无人车送货,而在于这些电商平台背后那些制造业主和服务业主,乃至那些今天仍有工作机会的快递小哥在未来的生存状态。
 
  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今天中国互联网经济的现实价值,但它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伟大和强大。以金融资本堆积出的所谓“创新企业”,最终将在金融短周期收尾时露出自己的真面目。在可预见的未来,正在进行的金融去杠杆,将对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重估,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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